博文
单军/SHAN JUN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对西方文化传统的“逻各斯中心论”进行批判。在他看来，这个逻各斯（LOGOS：理性、神、普遍规律性）体现在西方拼音文字中，就是“说”对“写”的绝对统治关系，所以，他试图通过对“语音中心论”的批判建立起其“文字学”理论，以消解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的二元对立范式。其实在现实中，也存在不少类似的中心论，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视觉中心论”的思想。
视觉的意义是无庸置疑的。比如说，在各种残疾中，盲人可能是最不幸的一类了，因为他们必须生活在永恒的黑暗中。视觉的重要性也体现在日常的话语中，例如，“我明白”在英文中就是“I see”；而在中文中，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就叫“见”解，“看”法，诸如此类。在建筑中，也存在着“视觉中心”的思想，一个建筑的外形，高度和体量往往给人以优先的，最直接的视觉感官冲击。站在悉尼歌剧院前，笔者也不禁为其浪漫和富于表现力的造型所震撼。至于其内部空间是否同样精彩、剧场的声响效果是否一流、流线是否合理、以及隐藏在建造背后的种种故事，刹那间都被置于脑后了。
然而，在看得见的背后也有大量看不见的。视觉只能揭示事物——例如建筑和人居环境的一部分意义，而不是全部。例如，我们“看得见的”是法赛建造的穹顶和拱式住宅，“看不见的”却是其与当气候，传统技术和经济条件的一致性，特别是法赛“为穷人的建筑”(Architecuture for the Poor)的思想精华，又如，我们“看得见”的是多西设计的侯赛因画廊象“龟”一般蠕动的新奇造型，“看不见”的却是隐藏其后的印度宗教和传统建筑文化语境(context)。
文明和技术的发展表面上看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即增大了人们“看得见”的范围，但从另一方面说也加大了视觉的局限性。例如，当我们乘坐飞机从北京到德里，再到孟买等其他印度城市时，我们“看得见的”只是几个城市的景象，“看不见的”却是玄奘大师步行跋涉的一路对民俗风情的所闻所见。所以笔者称之为“新天竺取经”的此之取经，实非彼之取经矣。
透视法的发明是对建筑学发展的一大贡献，它帮助人们通过看图去认识建筑，但透视法只是人们看世界，看建筑的一种方式，却无法替代真实的体验。后来的电视，网络技术则进一步延伸了人们的“视”域，但其真实性却值得怀疑：它使人们将“看到的影像”当成“看到的实物”，本来就有局限的视觉更被幻象所遮蔽了。所以，透过影像的“视觉”不妨称之为“伪视觉”(pseudo-vision)，它是一种“视”而不“见”。
建筑以“视”觉为中心的趋势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愈演愈烈，其结果是视觉形式主义盛行。这一现象的本质是反人文精神的，因为人类建造建筑并不是为了象绘画和雕塑那样主要供人们观看的，它还要满足人们的生活、行为和文明程度的实质性提高。上述景况类似于一种“异化”(Entfremdung)现象：人们创造出形式和空间本来是为自己服务的，但这一客体反过来却成为了人所追逐的主要对象，即形式作为外在的异已力量转过来束缚主体，凌驾于人之上。
建筑地区性的表层和深层性规律，是在尊重视觉的优先作用前提下，注重潜藏在表面物化形态下的其他意义。地区性的一个根本价值，就在于注重当时当地的实际生活的切身体验，它不是仅以视觉就可以完全替代的，它不仅包括除视觉以外的其他感官的作用——如弗兰普顿“触觉替代视觉”的观念，拉斯姆森《建筑体验》之“聆听建筑”等等，更重要的是注重建筑背后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看不见的”的影响因素。
视觉中心观念在中国能获得市场，与追求表面浮华的国民心态有关。拉普普特说“有钱人的房子比有钱人多”（《住屋形式与文化》）正是时下中国的写照：我们“看得见的”是又一座名列世界高层前几名的大厦拨地而起，“看不见的”的却是国民整体生活环境质量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改善。
视觉中心观与追求浮华的深层原因是“贫穷的悖论”(paradox of poor)。这一悖论曾被用来解释印度家庭的人口剧增现象，即：越穷就越要多生几个劳力，而人口越多也就越发贫困。目前中国的景象亦如是：越是囊中羞涩，就越想衣服穿得鲜亮些，作表面文章；越没有出过国，就越想将世界上所有的特异的房子原样搬过来看一看，哪怕只是个空壳。
为何北欧人很少在建筑的形式上刻意地争奇斗艳，国为他们没有必要，“富足的自信”使他们更注重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实质性提高，一个健康强健的躯体是无须再用什么表面的服饰来遮羞的。即使是欧美人玩些新奇的样式，也是既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和设计理念，也有玩“酷”的本钱。纵然我们想髦得合时，也要先弄清其来龙去脉再量体裁衣为好。如果仅靠仿制名牌，就会像小摊上几十块钱的valentino和polo衬衣那样，仍然登不上大雅之堂。
所心，人居环境的地区性课题，是既要研究“看得见的”，更要研究“看不见的”。它不仅要用“眼”看，更要用“心”去看，因为眼睛有时并不可靠——眼睛“看得见的”常常只是事物的假象，眼睛“看不见的”往往却是生活的真实。对“视觉中心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目的是倡导对人的真实关怀，追求一种建筑人文精神的复兴。
费菁，傅刚 / FEI Jing，FU Gang
现在的日子已经离不开当代科技了，但是在生活中怎么与外界是相处，单靠科技却没门儿。与外界相处，全面地说，先要说人类作为整体与自然环境的关 系。可是在每天的生活里，无论大到国家小到家庭内部，说了归齐都是人际关系。如果愣把建筑定格在遮风蔽雨这最低的基本层次，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服气的话，那 么，城市要解决的可绝不止于给排水供电通讯和修马路走汽车，真正需解决的是关系。表面上看城市环境质量和空间艺术效果不理想，便都呼吁要重视城市设计，而 这也是很表面化的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关第。实际上，城市要解决的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就是人际关系。
科学和技术之类的东西，本来是人类生存的工具和知识，但它们发展有自己的逻辑，比较硬，一旦入了辙，如同上弦，帮忙也好帮倒也好，反正没法叫停，总要冲击比较软，不守线性关系，带着感情色彩的人之间的关系。城市和建筑夹在当间儿，没法儿不受影响。这谁不明白？可有意思的问题是，上了弦的东西不完全听人使唤，变化快得让人手忙脚乱，本来以为还很遥远的事情，转眼成为现实了。
城市和建筑，与人比是硬件，但跟科技相比却很软。行业内多数人都会有同感，跟科学 家工程师坐一处侃山，自己整个儿一傻子，可内心深处都觉得学问挺大，不摸门儿一时还学不会。评比申报的时候非得填“科技含量”，真让人抓瞎，只好糊弄，全 指望评委里能碰上个有文化的知音。但凡有些知识，只要不被逼急眼，谁都愿意学好，不断提高水平修炼境界。这属于上坡，体力活儿，费劲。从纯研究的角度看，搞科技也是上坡，建设像样儿的建筑和城市更是上坡。但是成果应用起来往往靠腔是板，变成下坡，顺山倒喽，呼隆呼隆一路往下冲，谁也拦不住。这，就会让本来以为不会发生的事，转眼也成现实了。
城市和建筑的发展，跟经济、政治、文化等很多软的东西扯不断联系，其中的很多事，人力很难控制住。很少见因为道德伦理考虑而拒绝发展的地方，极 其常见的，反倒是在已然发达的地方人们对手里技术，还有些自我嘲讽的幽默和无奈的表示之时，落后地方的人正在实用主义地拼命占有，根本不会拒绝，哪些怀疑 都没有。幻想电影里反派人物搞的科研项目，一般都特别新颖奇特，特别恶。水往低处流，那里面反映了病态畸形和丑恶，不利于群体相安无事过平静日子。反派人 物也是创造，能为人欣赏——作为艺术而欣赏，是因为观众从疯狂的特例中瞅见了人性的弱处，被压抑的野蛮冲动，只不过常人没那么混，胆儿不够大，不敢孤注一 掷不计后果。
今天在疯狂建筑中的城市，没有和谐完善的外在形象，不过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生活真实中利益集团之间，人与人之间还没有建立起新的关系。旧有的关系一天天被打破，许多方面在经历剧烈的变动，没有了维系动态平衡的城市生活秩序。
以前的北京城有十分规整的格局，有均匀以致无显著个性的生活区，有恢宏显赫的公 共空间系统，皇宫覆盖大片土地端坐中央，尊卑贵贱分明，城市平民各守明确的游戏规则，这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沉淀下来的关系在城市景观上的体现。经济和政治 地位的差别，被灰砖墙和大门掩饰起来，人们得意或失势在心中有数，却不愿暴露在世人眼皮底下，强化稳定的姿态。
对比之下，近现代的纽约则仿佛长袍马褂打躬作揖之辈猛然抬头见到的比基尼女郎，感觉一切都暴露无遗，纽约的城市景象完全是经济的直接又直观的反 映：朝不保夕，残酷竞争，不回避不掩饰，尊贵卑贱也分明，但是地位随时可能变化，没有稳定可言，生产和消费，主动和被动，不断转化，更让人认识到相互依赖 是根本，它的建筑物就全部粘乎到一块儿，尽管高矮胖瘦精致粗陋杂陈，视觉上极其不协调。纽约的城市景观是不同集团和人际关系以经济关系为杠杆的沙盘推演。
现在强调在中国城市要注重城市设计，要求实现的是视觉舒服，这不过是技术问题，专业上的技巧问题。如同经济落后的地方把宝押在迅猛发展的科技， 甚至直接输入技术成果并不注意基础科学的研究一样，没时间想单纯掌握技术是件相对容易的事情。真正叫劲的是文化，是软的东西，是新条件下人的关系。在游戏 规则尚未建立的时候，指望城市景观的视觉和谐，便没有基础，没有底气。回想不到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国城市形象，对比着看今天的风景，变化是相当惊人的。有悠 久历史强调视觉要达到千篇一律地步的民族，几乎在眨眼之间竟然变成各显神通互不搭理的现代化城市，仿佛压抑几千年的被扭曲的灵魂一下子伸开腰，发出无法诉 诸于文字无法形容的呐喊。怎样用城市设计手段，用建筑语言去安抚还在迸发的东奔西突的热力？所失去的，没能建立的，不是体量，楼高度和建筑风格，而是社会 生活的共同语言，为多数人认可的约定俗成的规范，人的关系。
这才是世纪转折年间中国城市的独特景观。狂热劲头还没有消退，头脑还没有冷静下来。等酒醒之后，也许才会看清到底丢失了什么，又有什么是急切需 要建设的，才会理智地把生瓜蛋子一样的城市弄熟乎些，有意识地主动建设，至少关心文化，才会谨慎地顾及他人，在可能的时候，尽量发挥学好的愿望，才开始上坡。
再觅/ZAI MI
近几年来，随着全国范围内日渐高涨的城市改造活动的全面展开以及社会各阶层对建筑与城市建设活动的日益关注，建筑师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尴尬了。翻开报纸杂 志，常常可以看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对建筑师、建筑以及城市建设中种种不如人意的现状的批评。当然，批评之声还可以在大叔、大妈们的街巷议中听到，诸如房子 如何如何的不好看、不好用，城市如何如何的不方便，还有就是建筑师如何如何的愚蠢。广大建筑师同仁们对此当然是不予认可的。他们辩解的理由也无非是建筑师 如何如何地难当，房地产商如何如何地难伺候，各级长官的意志如何如何地难满足，如此等等。
建筑师的尴尬处境直接导致了这门职业社会影响力的日渐下降，这首先表现在高考学生专业志愿的选择上，在80年代，尤其是房地产极为热闹的那几年，随着建筑 师收入水平的提高，建筑学是多么炙手可热的专业啊!但是，现如今，IT精英们成了时代真正的弄潮儿，这使得所有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专业成了高考生趋之若骛的 专业选择。建筑学在考生和家长心目中地位的江河日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 为什么形成了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尴尬局面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建筑学本身到底怎么了。
建国以来，建筑业在我国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建筑学本身也就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中国本土原有的传统主义作为一种建筑设计思想，断断续续地贯穿了建国后的整个历史阶段，至于源自西方的“建筑学”的引进则始自本世纪初年，这大多是由那些 游学西方归来的建筑师们来完成的。建国后，这条线索基本被打断。先是全面学习苏联，照搬“老大哥”的那一套，抛弃了建国以前从西方引进的建筑思想，接着情 况发生了变化，既“反帝”又“反修”，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闭关自守，再下来“文革 ”浩劫，蹉跎岁月十余载，几近于一事无成，只是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才有了根本的好转。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全面展开，建筑界与西方的各种联系逐步 得到加强，西方的建筑设计思想和设计实践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推介和宣传，并在80年代后期达到了高潮。进入90年代以来，国内的建筑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国外设计事务所大量参与国内大型建筑工程的设计招标与实施工作，对国内建筑设计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他们所推崇的一些新的建筑理念也逐渐 被国内同行所接受。
综观50年来国内建筑业和建筑学科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建筑学”作为一门科学，始终没有形成属于中国自己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几十年的风 风雨雨中，以“民族形式”为代表的中国固有的传统的建筑设计体系几经沉浮，始终没有摆脱政治运动的左右，其自身的生命力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与国际建筑 思想的交流，也忽左忽右，变幻莫测。虽然近20年的全面开放使得我们有可能看到人家都在建了些什么房子，听到人家都在围绕建筑说了哪些话语，但不得不承认 的是，看过、听过之后深入地思考实在太少。“拿来主义”固然可贵，但是，作为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一个适合于自己国家发展战略与现实状况的建筑学理 论体系，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这就好比一个孩子，他开始的时候不会走路，总要向人家学习，有时还要别人扶一把。但是，学会以后，总要自己去走路——以 他自己特有的步伐走一条属于他自己的道路。
正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建立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建筑理论体系，所心我们的“建筑学”的学科框架就显得不是那么结实，与其它学科比较起来就显得不是那么有科学 的“品位”。这首先表现在我们的“建筑学”缺少些“理性”的成分和科学的精神，用当下流行的活语说，叫做科技含量太低。
事实上，任何一个学科都应当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用句人俗话说就是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建筑当然也不应例外。建筑学本身是拥有自 己所固有的理性原则的，只是这种可贵的理性精神始终没有得到我们应有的重视和发扬光大。“建筑学”常常被带上“艺术”的皇冠，“建筑师”也就理所当然地以 “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并因此沾沾自喜。这种职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定位，客观上也阻碍了这门学科的发展。建筑师在与别人交流的时候总是要么拉上艺术，要么拉 上哲学，要么拉上神秘的玄学，如此等等，就是很少能凭借建筑学本身的理论和语言来说服人家。当然，我们并不是认为拉上那么多的“学”有什么不对，只是觉得 属于自己学科精华的东西说得太少了一点，这怎么看都说不过去。如果我们真的堕落到只能以一座建筑“这样就好看一点，那样就难看一点”的语言来与别人交流， 那么我们对“建筑学”本身的发展和完善还能做出什么贡献吗？
下面再让我们来看看建筑师本身到底怎么了。
“建筑学”作为广大建筑师赖以生存的看家本领，其本身的发展状况无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推测到建筑师本身理论支撑的力度有多大了。在如此 虚弱的理论指导下的职业实践，也就难免出现那么多的不尽人意，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当然也就不绝于耳了。许多优秀的职业建筑师也认识到这一点，希望能够在理 论的层面上有所思考、总结和提高。但是，正是这些优秀的职业建筑师被一个接一个的设计任务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哪儿还有什么精力来做理论上的功课。在长期疲 于奔命的工作状态下，当这些职业建筑师身上的“能量”被逐渐耗尽，他们也就一步步地从优秀走向平庸。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它直接导致了整个职业建筑师阶层理 论素质的下降。如果我们面对的大都是职业素质较低的建筑师，那么我们还能希望宜人的生存环境的出现么？什么创造力、创新精神、也就更无从说起了。
可以说，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造成了建筑师职业素质低下这样一个现实，这是广大建筑师所无法左右的。但是，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建筑师本身对职业精神的缺 乏认识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建筑师整体素质的下降。建筑师们多半是在“艺术”光环的笼罩下成长起来的，虽不敢以艺术家的身份自居，但多少还是有一种高高在 上的优越感。不能不承认，我们有些建筑师，他们常常幻想着大笔一挥便能留下传世之作，彪炳青史，却很少醉心于技术进步和建筑的发展与未来；他们每每种情于 那些鸿篇巨擘的大手笔，却很少执着于普通建筑的创作与提高；他们时时热衷于各种时髦“主义”，当红流派的狂热和“前卫”作品的克隆，却很少潜心于各种“问 题”的研究与解决，这样一来，难免会与社会脱节，与生活脱节。长此以往，也就离建筑师职业精神中所包涵的人道主义理想越来越远，建筑师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创 造者。表面上看，他们的工作成果决定了建筑与城市的具体形式，而事实上，他们的工作成果直接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建筑师工作质量的 高低，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生活质量的优劣。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呀！如果我们的建筑师不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似乎就是对建筑师职业精神的某种背叛， 就是对建筑师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某种背叛。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还有一个，这便是建筑师职业教育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上所言，建筑学学科理论的欠发达，也导致了许多教 师理论水平的平庸和理性精神的不足。教师辅导学生设计的时候，常常以一个方案是否好看，画得是否漂亮，构图是否稳妥作为评判的标准。至于为什么好，为什么 不好，很少能够得出理论上或理性上的依据。长期下来，弄得学生对于优劣的标准也云里雾里地无所适从。另外，在现今的条件下，许多都是疲于奔命地游走在教 学、生产、科研之间，虽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毕竟精力有限，每件事都很难做好，客观上也影响了教学的效果。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受整个社会大背景的影响， 有些过于急功近利和梦想一夜成名。在这种浮躁的心态下，他们难免太多地迷恋于各种时髦的“主义”和“样式”，很少执着于基本职业技能的训练和提高。东抄西 拼地“学”了几年下来，连作设计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步骤都还没有掌握的也大有人在。这些准建筑师们带着这身“装备”和满脑子的“大师梦”走向社会，几番冲杀 下来结果如何，真是不敢设想。
当然，建筑师所面临的尴尬境地的出现，也不能全怪建筑师本人，社会对于这种情况的产生也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我国“建筑师”作为一个职业的名称仅有不到百年的历史。在此之前，“建筑师”属于“匠人”的一种。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匠人”的社会地位一直是比较低微的，能名存青史的更是罕见之至。
以至于我们可以拥有那么多的世界级建筑魂宝，但是我们却很少知道它们的设计者是准。建国后，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建筑师也开始受到社会的尊重。但是， 不能不承认的是，我们对建筑师职业的宣传实在太少了，这不仅造成了社会对建筑师职业的陌生感和神秘感，而且也疏远了建筑师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联系。有人说 过，要了解建筑师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地位如何，你只要去看这个国家的电影就能略知一二，看有没有建筑师作为电影主人公的。我听过这话以后曾经搜肠刮肚地想了 半天，没有想出一部以建筑师作为主人公的中国电影。不管怎么说，这种情况不能不让我有些遗憾。尤其是几年前当我看到那部美国电影《Proposal》时， 当画面上的国主人公——建筑系的毕业生，正面临着婚姻的危机——面对着建筑系的学生讲述着路易·康的死，并伴随着幻灯上的大师名作举着砖头讲述“砖头”的 意义时，我的心里说还出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当然，这并还意味着美国的建筑师就一定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况且电影中的国主人公自己也承认他比那位大款所拥有 的钱要少。但是，他能成为电影，这种大众媒体的主人，总会多多少少使观众和社会更多地了解建筑师这门职业。
事实上，社会上从未真正了解建筑师，更谈还上理解，在大多数公众心目中，建筑师在一座建筑，乃至城市建筑中所发挥的作用究竟是什么，都是十分模糊还清的。 行政长官们常常把建筑师当作实现自己宏伟蓝图的一支笔，开发商们常常把建筑师当作获取自己世额利润的出图机器，老非姓呢？他们则常常把建筑和环境中种种不 尽人意的失误归罪在建筑师身上。殊不知，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大潮当中，以建筑师低微的地位和能力，怎么能够左右开发商和行政长官的意志呢？
改革开放初年，建筑师们以他们的职业便利可以比别人了解到更多的国外建筑思潮，拥有先期占有国外最新的建筑信息的“特权”。那时节，虽然也没以有出过国， 但即使是他们手中极不起一本国外建筑杂志，也让那些没出过国的甲方看得眼热。建筑师们的话在甲方的耳朵里是中听的，建筑师们的创作也还是得到了应有的尊 重，现如今，情况则大大地不同了。开发商也好，行政长官也好，出国考察成了家常便饭：住五星级酒店、看建筑名胜、横跨欧美大陆、远涉万里重洋。相比之下， 建筑师倒显得有些眼热，自己憧憬多年的建筑名胜成了那些甲方到处炫耀的“到此一游”的照片背景。如此一来，建筑师与甲方的交流就变得更加困难，甚至有时竟 没有了插话的权利，开发商们在交流着在某某地方的观感，建筑师自己都没去过，也就只能在脑海里揣摩着“老板们”想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了。什么欧陆风情、什 么“自由女神”帽、什么波浪屋顶、什么超高层摩天楼……被那些“闻多识广”的开发商们引进并大量批发开来，成为充斥我们许多城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师与开发商讨论“创作”该是多么苍白的一件事情呀！建筑师几近于成为开发商们掌股之间的“玩偶”，还能得到什么尊重？尤其是在现如今那 些到处盛行的设计招标工作中，建筑们的创作热情屡屡受到不公正评审、黑箱操纵、权钱交易的打击，以至于到了“谈投标色变”的地步。即便迫于生计的压力不得 不参加，如果没有自己的内线和后台，有谁还会对此真诚地倾注心血呢？这样下去，你还能企盼优秀的设计作品出现吗？你还能企盼建筑创作的繁荣么？你还能企盼 些什么吗？
世界已经进入新世纪。因扰世人多年的“千年虫”终于随着逝去的世纪而死去，人们终于可以怀着轻松的心情去拥抱新的希望。然而，建筑师如何能走出他所面临的 尴尬境地，是我们所不能释怀的一件心事。它困扰着我们，也鞭策着我们，让我们在经受冬的洗礼的同时，念念不忘即将到来的春天的欣喜。